第一四五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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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。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，同时奉行两套体制，但自熙宗改制以后，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，全盘采用汉制。政治体制的一元化，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金朝建国之初，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，对于所占领的辽地，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。

如太祖收国二年（1116年）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，“诏除辽法，省税赋，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”。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，还是汉人、渤海人、契丹人、奚人，全都不加区别，“率用猛安、谋克之名，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”。

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，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，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。史称“太祖入燕，始用辽南、北面官僚制度”，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。金初的所谓“南面官”，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，故《金史》谓“天辅七年，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，尚踵辽南院之旧”。与此相对的“北面官”，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。

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。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（1123年）始设于营州广宁，后迁平州，再迁燕京，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，后又归并为一。至天眷元年（1138年），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，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，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。

早在太宗天会初，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，全盘改用汉制。

《金史》卷七八《韩企先传》曰：“斜也、宗当国，劝太宗改女直旧制，用汉官制度。”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，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，与国论勃极烈宗同主国政，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。不过终太宗一代，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。

《金史》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（1126年）建尚书省的记载，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，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。

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，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，天会十二年（1134年）正月，“初改定制度，诏中外”。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，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。熙宗天眷元年（1138年）八月甲寅，“颁行官制”，是即“天眷新制”。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，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，“至熙宗定官制皆废”，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。同年九月丁酉，“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”，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，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：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，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。这两件事情的发生，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。

……

但是金国的军事制度，后世称之为“猛安谋克制度”的军队组建方式，虽然与汉化没有太大的关系，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种军事制度延续方式。

但是猛安谋克制度的衰落，很明显与金国当其时的政治制度几乎全面进入汉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：

到世宗时代，猛安谋克制实际上面临许多危机。第一，表现为猛安谋克户的贫困、游惰、积弱、腐化；第二意味着猛安谋克军的废弛和猛安谋克的名存实亡。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进八汉地后，女真人深溺于国家供养的享受中、好消费、不好农耕；随着封建化加剧，土地出租给汉人，收益减少，贫富差距出现；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学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；战乱之苦、劳动力短缺等等。可以说，大定年间的大规模猛安谋克户迁移，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为了平衡土地状况。

尽管这样，从世宗开始以后的几个皇帝都蝎力挽救猛安谋克的危机，但无论是军事训练，还是战争，或是戍守，都表现出贫、弱、无力、厌战、畏战之象，猛安谋克将领也失去往日雄风。

特别是在宣宗时代，尽管皇帝为了使河北军户免遭战役之苦，而尽数迁往河南，但猛安谋克户仍是旧习不改，游懒、赌博、奢华成风、不事农耕。于是政府为了养活这批人，不得不加重税收，结果导致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信任金朝政府的统治，阶级矛盾激化。

当面对蒙古军队进攻时，金朝已无可用之兵，只好收编义军，抓壮丁人伍，以前成百上千名的猛安谋克军，最少时竟剩三十至一百五十名的小兵团了。可见，猛安谋克制已然崩溃，形同虚设。作为军事组织如此，同军事职能连带的行政职能自然也不复存在。

而在某个意义上，作为女真人的又一个政权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，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吸取教训。

因为作为清帝国当中统治能力根本的“八旗制度”，同样是在清帝国迅速汉化之后，很快就步入衰退期，然后失去了其作为支撑清帝国统治的能力。

若非是在一些关键时期，汉军团练的崛起，清帝国的统治恐怕早已经变成历史尘埃。

当然，这么一来，张嘉师还会不会出现在他的那个世界上，恐怕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