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四二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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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孝文帝本身受到汉化影响的程度很深，据说太和十四年（490年），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，这时，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、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。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，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、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，增长了实际才干，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这年九月，冯太后病逝。孝文帝哀伤至极，大哭三日。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：“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，慈严兼至，臣子之情，君父之道，无不谆谆教诲。”又在诏书中说：“朕幼年即帝位，仰恃太后安缉全国。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，未修文教，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。一想起太后的功德，朕怎能不哀慕崩摧？内外大臣，谁又不哽咽悲切？”从此以后，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。

太和十七年（490年），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。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，重用汉族士人，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，全盘推行汉化。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，作明堂、建太庙、正祀典、迎春东郊、亲耕藉田，祭祀舜、禹、周公、孔子，养国老、庶老，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。

太和十五年（491年）十一月，他仿照汉人官制，大定官品，考核州郡官吏，他在考课诏中规定：“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，试充四品将军，赐乘黄马一匹；考在中上的，委任五品将军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。”同年冬天，设太乐官，议定雅乐，除去郑、卫之音；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，依据儒家六经，参照各国音乐志，制定声律。

太和十六年（492年）正月，颁布五品诏，诏令规定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，公降为侯，侯降为伯，子、男不变。名称虽易，但品秩如前，公为第一品，侯第二品，伯第三品，子第四品，男第五品。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，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，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，北魏应承晋为水德。四月，颁布新律令，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、腰斩，改为枭首、斩首和绞刑三等，把夷五族、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，夷五族降止同祖，夷三族降止一门，门诛降止本身。

而孝文帝改革的几个重要重点，有着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：太和年间，议定百官秩品，分九品，每品又分正、从。从品为北魏之首创。十九年，又按照家世、官爵等标准，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、族，姓为高，族次之，其中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嵇、尉八姓，“皆太祖已降，勋著当世，位尽王公，灼然可知者，且下司州、吏部，勿充猥言，一同四姓。”

所谓四姓，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、卢、李、郑，一说为汉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种郡姓，后者似为确。班定姓族，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。

这个方面的改革，很有可能就是让主要掌握汉文化的中原士族逐渐进入到朝堂，起到普及汉文化的基础。

而九品中正制度当与之相对的南朝宋国，虽然依旧是成为了朝堂的主流，但是在包括刘裕这个开过君主在内的人都出身草莽的关系，南朝的世家大族更多是有力者的附庸或者是交好对象而已。

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，与东晋时期的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时期相对，已经逊色不少。

所以在某个意义上，北魏实施九品中正制度，就是让世家大族找到又一个崛起契机的地方。

二：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，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，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市）迁到洛阳。为了这个，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，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。有一次上朝，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，大臣纷纷反对，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。孝文帝很恼火说：“国家是我的国家，你想阻挠我用兵吗？”拓跋澄反驳说：“国家虽然是陛下的，但我是国家的大臣，明知用兵危险，哪能不讲。”孝文帝想了一下，就宣布退朝，回到宫里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，跟他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刚才我向你发火，是为了吓唬大家。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，不适宜改革政治。现在我要移风易俗，非得迁都不行。这回我出兵伐齐，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，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拓跋澄恍然大悟，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。

公元493年（太和十七年）五月，他召集百官，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，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。在朝会上，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，退朝后，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，屏退左右，单独与澄计议说：“这次举动，的确不易。但国家兴自塞外，徙居平城，这里是用武之地，不能实行文治，今将移风易俗，实在难啊！崤函帝宅，河洛王里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，不知任城意下如何？”拓跋澄被提醒，立即表示赞同。六月，即刻下令修造河桥，以备大军渡河；并亲自讲武，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，选择才勇之士。七月，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，发布文告，移书齐境，声称南伐；下诏在扬、徐二州征集民丁、召募军队；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，调发精骑。至此，准备基本就绪。

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，从平城出发，到了洛阳。正好碰到秋雨连绵，足足下了一个月，到处道路泥泞，行军发生困难。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，下令继续进军。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，趁着这场大雨，又出来阻拦。孝文帝严肃地说：“这次我们兴师动众，如果半途而废，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。如果不能南进，就把国都迁到这里。诸位认为怎么样？”大家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没有说话。孝文帝说：“不能犹豫不决了。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，不同意的站在右边。”一个贵族说：“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，那么迁都洛阳，我们也愿意。”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，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，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。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，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，向那里的王公贵族，宣传迁都的好处。后来，他又亲自到平城，召集贵族老臣，讨论迁都的事。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。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，都被孝文帝驳倒了。最后，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，只好说：“迁都是大事，到底是凶是吉，还是卜个卦吧。”

孝文帝说：“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。迁都的事，已经没有疑问，还卜什么。要治理天下的，应该以四海为家，今天走南，明天闯北，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。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？”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，迁都洛阳的事，是仿效先祖的美事，就这样决定下来了。

迁都洛阳可以说是将北魏的政治中心迁移到汉文化最为深厚的区域。

而且在之后，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，即将语言改变，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，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。

《魏书?咸阳王禧传》记载孝文帝言：“今欲断诸北语，一从正音。其年三十已上，习性已久，容不可猝革。三十已下，见在朝廷之人，语音不听仍旧；若有故为，当加降黜。”

在某个意义上，语言保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，算是最为根本的手段，但是毫无疑问，这种强制性的改变语言的方式，确实是让很多史学家都感觉到不可思议。

当然，当其时据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标准，或者是说当时的“官话”，据说起码还有“平城”“洛阳”两地的口音标准，所以即使是选择强制说汉语，但是孝文帝对于地方方言的改变，似乎没有一个直接的认识。

而在某个意义上，这一点也算是比较致命的，因为地方的方言差距问题，实际上是一个凝聚力发展的重大难题……